23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新青年》1917年第6号。

对人类政治进行理性分析，是法家在中国文明体系中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这比起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及其《君主论》来，都毫不逊色。如何以法治国？因人情而治。

三晋法家学说产生的最大历史影响，便是以商鞅变法为标志的秦国政治实践。于是便有了法家尤其是晋法家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利出一孔的政策主张。论及法家思想，离不开对其兴起与发展的探讨。《淮南子·要略》记载齐国土地稀缺，人们基本靠鱼盐生存，逐利之风盛行为崇尚法治的《管子》一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齐国之地，东负海而北障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问题在于，战国时期，列国的贵族力量还十分强大，弱君弱政问题非常突出，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的历史教训，更凸显加强君权以应对贵族挑战的紧迫性。

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法家思想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30】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种朴素的民族道德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传播壮大的一个重要条件。儒家士大夫中的维新人物薛福成指出：《大学》平天下一章，半言财用。因此，在汲取传统的均平之道的基础上，思考、对待平等这一中国文明的光荣传统以及中国革命的基本精神，使之发扬光大而又不陷入极端平等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泥淖，也就成了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在这一斗争激烈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人民突破民本观念的极限而作为历史主体的出场，均平理想始终发生着不容忽视的效用：这意味着中国现代革命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引入西方现代理论成果，破除传统政治制度，以期彻底更换其秩序逻辑。

按照孟子的说法，八家同井，公田在中，各家私田百亩，出入相伴，互助互爱，公田农事完毕，再从事私田的农活。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

与作为终极真理的宇宙、天地相对应，中国文明对于人的意义有着充分的肯认。唐朝以后，许多农民起义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理念。此后诸家政论，罔不致谨于是。究其根本，就在于三代以下，家天下的本质由公天下平天下变为了私天下。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在各个历史时期，传统的宇宙观将人类的秩序纳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使自我、社会与宇宙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德性世界。全然无业，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的赤贫占20%;半无业，次贫如手工业者、佃农、半自耕农等占50%。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中，三代以来所传递的均平理想值得我们关切思考，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相结合，中国理应发展出新时代的义利之辨，由此形成中国之于现代化的道德尺度，以提醒我们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团结奋斗，迈向新的阶段。

在中国古代社会，农民虽然占据人口上的大多数，但是除却短暂的易代之际的农民战争，农民实际上从未形成政治生活的主动性与主体性。如上所述，土地革命与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直接相关。

8制民之产，正其经界，是为了在物质层面给人民提供尊老爱幼、亲邻和睦的基础条件，使之均等地享有孝悌、友爱的人伦生活。26作为一个从现代文明中所衍生出来的概念，现代性（modernity）首先意味着它被用来揭示在历史发展时期中具有统一内部的社会秩序所发生的革命性的断裂与重建。

与此相应，在政治活动中，人即民，君民关系即天人关系向外延伸的政治化表达。如梁启超所说：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6】自三代以下，民本思想便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得不予以承认的一条铁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民之于君，有着本体论与价值论层面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按照汤因比的分析，文明的含义大致包括两层，即其具备超越性的精神、气质，与其具体实行的制度、习俗。家族宗虽各有侧重，但在以夫妇父子为主轴而组成的共同生活这一关键特征上，三者都可以化约为家之一义，亦可以说族是家在结构上的扩充，宗是家在时间上的延续。

【1】19世纪以来，在西风东渐的大变局之下，中国人常以旧邦新命自期，力求丰富中国的文明内涵，使之既能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考验，亦能以我为主、繁衍生息，不坠本有的文明理想。参见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如前所述，三代之本在于率乎人心之实然，使人人得以成就、彰显其天生的种种德性。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原有的文明体系，包括政治、文化等，产生了根本性的反省。

‘既富方谷、‘资富能训诸义，群经既所屡言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6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从秦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王、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共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如果说三代遗法的要害在于公私之辨，那么在儒家的理解中，与尧舜相应，三代圣贤所实行的家天下实际上也是以家为公，最终实现天下一家。本文将尝试在不长的篇幅内澄清中国古代均平理想的来龙去脉及其虚实两端所蕴含的张力，从而对其深层的道德意义进行提炼，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种补充性思考。

【31】事实上，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所导致问题的另一面，过度地相信主观意愿、渴求当下即成的完美世界，也是现代性疾患之一。土地革命所要达成的目标，首先是保证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广大的劳动者的农民获得充足的生产资料，其次则是引导农民通过主动参与土地革命而获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更为主动地参与历史发展的进程。

【20】晚清以降，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文明迭经苦难，濒于崩溃，最终选择以人民革命的形式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完成自身文明体系的救亡以及更新，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19】假设没有均平理想及其相关理论在历代所发生的牵引效用，使得统治者或多或少尊重儒家士大夫的改良意见，并且直接从农民起义中感受到民贵君轻的道义能量，中国古代政治在王权极化的困境中或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以完成其曲折进步。五、总结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8家的含义实际上也有着家族宗之分。

井田制是否真正实行于三代时期而不纯为儒家的历史想象，自近代以来，一度成为争讼不休的学术公案。参见陈立：《白虎通疏证》，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393-398页。

我们必须承认，在公天下与家天下之间，有着永恒的内在张力。【9】第二，在贡助彻中，孟子以助为赋役上法，即重其守望互助之义。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对于现代性所裹挟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超克。其种种改革，效果上固然有顺应人心、时势之处而不可抹煞，但在根本诉求上，三代以下之君均为其一家一姓之私利而非天下人之公利。